在中国革命史上，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，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，总结经验，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动员，取得了卓著的成效。利用歌谣做宣传在湘鄂西苏区起步比较早，方法多样，形式生动活泼。湘鄂西的红军领导人如段德昌、贺锦斋、周逸群等都曾写过歌谣。相传为段德昌所写的《大马刀》：“大马刀，红缨枪，我到红军把兵当。爱护老百姓，到处受欢迎，遇事问群众，买卖讲公平，一针和一线，不损半分毫。”通过歌谣宣传红军纪律，生动具体，风格明快，群众一听就懂。贺锦斋所写的《老子本姓天》：“老子本姓天，住在洪湖边；要想捉住我，神仙也叫难。枪口对枪口，刀尖对刀尖；有我就无你，你死我见天。”曲调激昂，表现了洪湖地区革命战士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，又描绘出洪湖人民对敌斗争的坚毅果敢，至今仍在湘西流传。

为了让苏区民众更好地了解苏区政策，甚至红军张贴的布告都用歌谣的形式。如周逸群、贺锦斋一起撰写布告：“蒋汪合流，出卖革命，三民主义，一纸空文，勾结洋人，庇护豪绅，压迫工农，残害百姓……唯共产党，追求光明，国民革命，后继有人……依靠工农，武装斗争，革命成功，我军宗旨，护国为民，军风军纪，备极严明，所到之处，秋毫无侵，采买物品，概予现金，如有强迫，诈掳奸淫，一经查觉，立正法典，告尔商民，各业营生，郑重声明，安诸无惊。”布告既有革命形势分析，又有对共产党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的阐发，同时也有对红军纪律的申明，完全抛弃了一般布告的刻板章法，浅显易懂，方便民众理解。也正因为湘鄂西苏区红军领导人善于运用歌谣，亲自书写歌谣，有几位将领赢得了“上马将军下马诗”的称赞。

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先后建立的十几个革命根据地都曾运用歌谣做宣传工作，并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。不少苏区领导人都曾亲自写作歌谣，苏区创办的报刊都刊登过红色歌谣。瞿秋白在总结利用歌谣教育群众的好处时说:“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，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。好听，好唱，群众熟悉，马上就能流传。”从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看，传统的十二月调、五更调、四季调、十杯酒、孟姜女、信天游、采茶调等民歌、小调都被注入了革命思想，用于红色歌谣的编创。当时的红色歌谣，对于宣传革命思想，鼓舞革命斗志，凝聚革命力量，起到了十分特殊的作用。在扩大红军队伍的过程中，红色歌谣也起到很大鼓动作用。1933年江西兴国县城的鸡心岭、筲箕窝等地搭起歌台演唱红歌，连唱三天三夜。三天内，地方赤卫队、少先队整营整连加入红军，组建起了兴国模范师、工人师、少共国际师，因此留下了“一首山歌三个师”的说法。近年又有人说“一只红军歌，能顶六个师”。在鄂豫皖苏区情况也一样，老红军谈到革命歌谣时说:“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，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