展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，可以清晰看到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，有一段进军路线极其复杂，堪称百折千回。就在这里，在毛泽东的指挥下，红军指战员写下了长征路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——四渡赤水之战。
   血战湘江后，红军兵力从八万多人减少到只有三万多人，装备低劣且是饥饿劳累的疲惫之师。当时的红军实际指挥德国顾问李德又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的围堵，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、六军团的会合上，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，使红军处于覆灭的险境。在此危急关头，毛泽东主席力主摆脱敌人主力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，以争取主动。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。
   1935年1月7日，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，召开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“遵义会议”，结束了王明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得到肯定。中央红军为摆脱从四面包围而来的敌军，决定撤离遵义，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。1935年1月27日，红军向土城镇前进时，毛泽东提议利用有利地形歼灭追敌川军一个师，但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，激战数小时未能解决敌人。看到战斗形成僵局，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领导人研究认为，应迅速撤出战斗保存实力，遂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，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，寻机北渡长江。此时，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推翻其统治，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，其战斗力也超出预想。鉴于以上新情况，红军决定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，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，利用短暂时间，完成了部队整编、精简，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，待机歼敌。
   红军进至扎西地区，敌方仍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，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，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，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。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我方吸引到川滇边境，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，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，毛泽东提议再渡赤水回师遵义。他认为，要利用敌人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，出其不意，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，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。2月20日前后，红军由太平渡、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，并在五天之内取铜梓、夺娄山关、重占遵义城，歼灭王家烈八个团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，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。
   遵义大捷后，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，以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。为摆脱敌人，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，准备歼灭周浑元部后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。但在茅台附近的鲁班场进攻周浑元部未能得手，毛泽东和军委便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，再次向西渡过赤水河，以便把敌军调向西面再图南进。3月16日，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，敌误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，急忙调整部署，向川南压逼我军，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合围，聚歼我军于长江南岸地区。为调动敌军，红军再次调头向东，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，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，迅速向南渡过乌江，兵锋直指贵阳。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，城内只有一个团，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，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，未遇拦阻便迅速进至金沙江边，以几条小船从容渡江，就此把国民党军甩在后面。
  “四渡赤水”是毛泽东的“最得意之笔”。毛泽东充分运用了唯物辩证法，根据情况的变化，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，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，调动和迷惑敌人，创造战机，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，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。